《幼学琼林》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。

　　《幼学琼林》最初叫《幼学须知》，一般认为，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（字允升），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。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，并且更名为《幼学故事琼林》。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、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。全书共分四卷。　　《幼学琼林》是骈体文写成的，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，容易诵读，便于记忆。全书内容包罗广泛，人称“读了增广会说话，读了幼学走天下”。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，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，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、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。书中还有许多警句、格言，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。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，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。

汉人王符的潜夫论一共有三十六篇，论理剀切详明，无所不备，全面反映了王符的思想.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名著。这里由清人笺注，今人校正，再现了王符原著的全貌，对其中一些疑义和错讹之处都作了谨慎的修订。 《潜夫论》是东汉进步思想家王符的论著，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情况作了广泛的尖锐批评。清代汪继培引证详核地作了笺注。 本书着重选收与哲学、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的。个别不属于子部的书如班固的白虎通义，因与哲学、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，也选入。

　　司马光（101—1086年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（山西夏县）涑水人，世称“涑水先生”。北宋大臣，历经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。著名史学家。

　　司马光自幼聪明颖悟，《宋史》载：“光生七岁，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爱之，退为家人讲，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”宝元元年中进士，时年二十岁。

　　宋英宗时，司马光常苦于历代史籍浩繁，帝王不便阅览，遂撰成《通志》八卷，英宗大喜，命置之秘阁，继续撰写。等到宋神宗即位后，更重视此书，正式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为此书做序，而且令司马光为他每日进读。也正因此，司马光得以成为神宗的亲近侍从。　　1084年，《资治通鉴》完稿，上呈朝廷。全书共294卷，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），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（公元959），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，记述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。全书完成历时十九年。这部书是司马光耗尽毕生精力所完成的一部巨著。为写此书，司马光及其助手遍阅旧史，工作非常勤奋。司马光每三天必删改编定一卷，如果有事耽误，日后必定补齐。因此，他的工作量非常大，每天工作到深夜，至五更初，仍要挑灯再干。书成之日，他已是发白齿脱。

　　《资治通鉴》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，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，为历代帝王所看重，以致后世的君臣将相没有不读《资治通鉴》的。该书在史学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司马光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，史籍当中，只有《资治通鉴》能与《史记》相提并论。

　　然而，一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《资治通鉴》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光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《家范》。《家范》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，司马光在《家范》卷首引用《大学》里的一段话，来阐明他写《家范》的目的：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。。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司马光自己也说：“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”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，甚至认为齐家是本，治国是末，“本乱而末治”是不可能的。家都管不好，子弟都教育不好，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？所以，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，来写《家范》的。所谓“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”。　　《四库全书》说：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，其议论甚正，而词旨泛滥，不能尽本诸经训。至狄仁杰著有《家范》一卷，史志虽载其目，而书已不传。司马光就用狄仁杰的旧名，另外著述，以为后世提供治家的准绳。

　　《家范》被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，全书共十九篇，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、治家原则，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。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、修身格言，对我们颇有启发。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，以为后人树立楷模。

　　司马光本人为人正直，为官清廉，居处得法，举止有礼，忠信仁孝，治家有方，以身作则，为后人树立了做人和治家的榜样。所以，他的《家范》更有实际意义。

　　《家范》确实是一部中国古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作品，我们今天学习它，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精华，对于司马光的历史局限和《家范》中的糟粕应予以分析和剔除。

　　此次整理，是以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家范》为底本进行整理的。本着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则，我们对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家范》原本照录，没作任何改动。对明显的错字和笔误，随手改正，不另出校勘记。为了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更加醒目，我们在原文意思相同的段落前都拟了标题，在此说明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，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，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。由于学识水平有限，点校过程中，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方家不吝赐教。

　　《小学诗》是清朝谢泰阶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《小学》而改编的儿童启蒙教材，分为立教、明伦、敬身三部分，全文五字一句，每四句为一段，所用语言力求通俗、易懂。

　　这本教材中，很多关于养成进退洒扫处世立身等内容，都是一首诗、两首诗就讲明了，而关于道德贞操的内容，却有五首之多，由此使很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万恶淫为首”的道德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《小学诗》的作者谢泰阶（清代河南梦津人）曾用这本教材教导自己的学生，并因此影响到社会，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　　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，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，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。

　　作者黄宗羲，字太冲，号南雷，学者称梨洲先生，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，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，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。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，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。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，坚持反宦官斗争，险遭杀害。清兵南下，他召募义兵成立“世忠营”，武装抗清。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，隐居著述。主要著作有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和《明夷待访录等。

　　《明夷待访录》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“明夷”是《周易》中的一卦，其爻辞有日：“明夷于飞垂其翼，君子于行三日不食。人攸往，主人有言。”所谓“明夷”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。“待访”，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。该书有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等论文２１篇。《原君》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“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”，实乃“为天下之大害”。《原臣》指出，臣之责任，乃“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。”《原法》批评封建国家之法，乃“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”。《学校》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，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，说：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，而公属是非于学校”，“必使治天下之具，皆出于学校，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。”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，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。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，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，加强平等因素，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，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。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，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，因而更加可贵。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，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，受到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。　　《明夷待访录》现存钞本、刻印本２０余种。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一册，内收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并加以点校，颇便于阅读。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。重点读《原屈》、《学校》。

　　宋释晓莹撰。是书卷首有绍兴乙亥自序，谓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，因追忆昔所闻见，录为四卷。其中多载禅门公案，及机锋语句。盖亦《林间录》之流。而缁徒故实，纪述颇详，所载士大夫投赠往来篇什尤伙。遗闻逸事，多藉流传，亦颇有资於谈柄。末有绍兴庚辰後跋一首，不署姓名，而跋中自称曰妙总，则亦僧作也。近厉鹗撰《宋诗纪事》，多采此书。然如普首座诗，取其别众绝句，而山居一绝，反不见录。则鹗所捃摭，尚未尽其菁华矣。　　释晓莹，字仲温，江西人。高宗绍兴二十五年（一一五五）退居罗湖（今江西临川东北）时，撰有《罗湖野录》一书。理宗绍定间释绍嵩作《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》，收有晓莹大量断句，惜全诗已佚。事见《罗湖野录》序、跋。

　　《碧岩录》全称《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》，亦称《碧岩集》，是宋代著名禅僧圜悟克勤大师所著，共十卷。书的内容即重显禅师的百则颂古和圆悟的评唱组成。每一节的具体结构是：一、垂示，即对该则的案例提示纲要，加以引介。二、列出公案案例，其中夹注著语或评语。三、对该则案例加以评唱。四、列出雪窦重显的颂古诗，其中亦夹注著语或评语。五、对颂古诗作解说性评述。

　　此书撰成后，在禅林享有盛誉，向有“禅门第一书”之称。雪窦大师的颂古百则，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。而圜悟大师的评唱，与原诗可谓珠联璧合，使得本书成为禅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。在过去，很多参禅者从书进入禅悟之门，也有很多参禅者因此书坠入野狐劫之身。故向来视若拱璧者有之，付诸一炬者有之，真可谓醍醐上药，既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

　　虽然网上各种佛教资讯浩如烟海，洋洋大观，但据笔者所知，迄今还没有一部《碧岩录》，因此笔者特将这部书的文本加以新式标点上网，（版本系依据《续藏经》第二编第二十二套，略去了夹注的部分）供喜爱禅学与禅诗的朋友阅读。这是地地道道、原汁原味的禅诗及欣赏。酌之不竭，挹之弥甘。只要潜心涵咏，自可于欣赏颂古、评唱的同时，领略到禅诗禅语的无穷风光，从而心花顿发，顿悟真如。

　　《广弘明集》，三十卷，唐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。这是继承、并扩大梁僧祐《弘明集》而作的书。在《旧唐书。经籍志》里，《广弘明集》虽与《弘明集》同列于丁部集录三类中的总集内，但它的体制和《弘明集》却稍有不同。《弘明集》分卷不分篇，《广弘明集》则除分卷而外，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十篇：一、归正，二、辩惑，三、佛德，四、法义，五、僧行，六、慈恻，七、戒功，八、启福，九、悔罪，十、统归。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。不仅如此，《广弘明集》还用这十种范畴给僧祐《弘明集》所选的文章分类列目，而将它们收在除戒功、悔罪而外的八类中。又《弘明集》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，作者僧祐自撰的除末尾《弘明论》而外，只第十二卷开头有一篇小序，总计不过两篇。但《广弘明集》则除选辑古今人文章而外，作者道宣自撰的叙述与辩论的文章编入甚多。因此，《弘明集》仅是选辑、而《广弘明集》则叙述辩论与选辑并用。

　　现在通行的《广弘明集》有两种版本：一为吴刻本（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，出于宋、元藏）三十卷；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。

　　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，作者道宣在第十《统归篇序》的开头自己就说过，是为了“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”。这与《弘明集》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。

　　本书所收重要资料，首先是佛道之争，主要的有三次：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，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。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，并经道士张宾、卫元嵩的构陷，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，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。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，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，但后来韩愈辟佛，武宗毁法，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。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，主要的有二：一在佛性问题，二为二谛问题。

　　佛性是《涅槃经》的中心思想，《涅槃》源出《般若》，但《般若经》未明言佛性，所以在两晋、南北朝时代，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《般若》而未畅说《涅槃》。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，即顿悟渐修说。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，本性真实不虚，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，是谓迷惑。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，佛性自现，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。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，有赖于教与信修，即渐的功夫。道生的顿悟渐修说，大致如是。谢灵运作《辩宗论》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，主顿悟信修说，而为道生张目。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。

　　道生当时所见《涅槃》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，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。但道生独具只眼，竟说此经传度未尽。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，反本即得。所谓见性成佛者，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。阐提既是众生，当然也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当然也能成佛。道生之说虽受非难，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。

　　其次二谛，是《般若》三论学的骨干。当《般若》学流行于晋代，宋、齐间《涅槃》与《成实》并盛，而成实师之说，易与《般若》相乱，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，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。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、开善智藏、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《般若》三论说法抵触，因此，《般若》三论学者，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。从周颙作《三宗论》而攻难之后，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。如梁武帝注《大品经》，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，都对《般若》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，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。

　　此外，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《二教论》、《笑道论》，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《破邪论》、《决对废佛法僧事》、《辩正论。十喻九箴篇》等，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。

作者：迦叶摩腾 竺法兰同译 沙门守遂注 释玄奘译 林兆恩释 释道译 牟融撰


　　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，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重要經典著作。這是由天竺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共同翻譯的。

　　當時「夜夢金人」的漢明帝，對這第一部新譯出的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，簡直視如國寶，特別敕令珍藏於「蘭台石室第十四間」（皇家圖書館），成為皇室的專利品，民間根本不知道有這一部法寶。因此，在晉朝道安法師所編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尚找不到這一部經的名稱，難怪有人誤認它是偽造的了。

　　當初，佛成道以後，由許多外道發心出家的比丘，將他們對宇宙人生不明瞭的地方，以及有疑難的問題，紛紛提出來請佛解釋；有些也是佛自動對比丘們懇切的開示，這些生活中金科玉律的語錄，集合起來，共有四十二段。我們逐段欣賞玩味，感覺得每一段皆含有重要的意義，而且每段皆自成一章，因此就成為這一部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。

　　這部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內容，對我們現實的人生，富有啟發作用，可以說它是引導我們修身、行持、處世、待人、乃至成佛的解脫之道。

　　《弘明集》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。僧祐，俗姓俞，彭城下邳人。该地为今江苏邳县。从后汉以来，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。据《梁高僧传》，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（西元四四五年）生于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幼时即有向佛之心，曾随父母参建初寺，不肯归家。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，依法达法师。达师戒行精严，闻名于世。二十岁，僧祐受具足戒，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，悉心钻求，晨昏不懈。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，为之设讲席，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。武帝时，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，并讲《十诵律》，申受戒之法。他精于《十诵》，春秋开讲，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。作为律学大师，在齐梁时，为世人所宗仰。颇为齐梁诸帝尊崇。晚年患脚疾，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。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，尽师资之敬者。

　　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，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，披览群籍，或专日遗餐，或通宵继烛，游目积心，深有所悟，多有撰述，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，各代的撰述。其对经教制度、僧人言行、内外争辩都有把握。有关于史传、僧传、行仪、杂缘者百余卷。今存于世者，尚有《释迦谱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和《弘明集》。这些着作，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。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，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，本传说他「为性巧思，能自心计，及匠人依标，尺寸无爽」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，悉现庄严。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（西元五一八年）。葬于钟山定林寺。

　　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，无论于教于讲，此期皆臻于烂熟。

　　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。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。

　　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。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，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。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，实践与义理俱宏。僧祐的《弘明集》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。联繫《弘明集》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，足以表明，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，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；表现在佛教中，北方重视行践，即修禅、造像之类；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。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，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，一为政治上的暴力。就《弘明集》言，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。

　　僧祐在〈弘明集序〉中所说，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，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，赞礼者有之，毁谤者也不乏：

　　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，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，拒有拔本之迷，引有朱紫之乱，遂令诡论稍繁、讹辞孔炽。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；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。然以暗乱明，以小罔大，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，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，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。此幽途所以易坠，净境所以难陟者也。祐以末学，志深弘护，静言浮俗，愤慨于心。遂以药疾微间，山栖余暇，撰古今之明篇，总道俗之雅论，其有刻意剪邪、建言卫法制无大小，莫不毕採。又前代胜士，书记文述，有益三宝，亦皆编录，类聚区别，列为十卷。

　　这就透露出《弘明集》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，时间也拖得很长。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，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。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：「夫道以人弘，教以文明，弘道明教，故谓之《弘明集》。」当然，出于时代所限，《弘明集》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。后来的唐道宣着《广弘明集》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。作者自己在《弘明集》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、摧邪破惑，使「迷途之人，不远而復」。「总释众疑，故曰弘明」，「弘明」的意思由是而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