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杂俎》是明代谢肇涮的一部笔记。全书共16卷，分类记事，计有天部2卷、地部2卷、人部4卷、物部4卷、事部4卷。该书不仅有读书心得和事理分析，还记载了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，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的社会状况。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《五杂组》是明代的一部著名的笔记著作，明谢肇淛撰。全书十六卷，说古道今，分类记事，计有天部二卷，地部二卷，人部四卷，物部四卷，事部四卷。

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，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，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，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，是一部名作。天部记述天文、气候、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。地部记述理理、疆界、山川、河流、名胜，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，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。人部记述人的形体、心性、境遇，包括技艺、医药、术数、书画、宗教等各种活动。物部记述动物、植物和各种物品，鸟兽虫鱼花卉草木、饮食服饰、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。事部记述贫富、收藏、文字、职官、行政、姓氏、婚嫁等社会活动。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，作者过记事，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，有论断，对读者很有启发。

《神异经》一卷，旧本题汉东方朔撰。所载皆荒外之言，怪诞不经。共四十七条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已极斥此书，称东方朔撰、张茂先传之伪。今考《汉书·朔本传》，历叙朔所撰述，言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，世所传他事皆非。其赞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云云。则朔书多出附会，在班固时已然。此书既刘向《七略》所不载，则其为依托，更无疑义。《晋书·张华本传》，亦无注《神异经》之文，则并华注亦属假借，振孙所疑，诚为有见。然《隋志》载此书，已称东方朔撰，张华注。则其伪在隋以前矣。观其词华缛丽，格近齐、梁，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，与《洞冥》、《拾遗》诸记先後并出，故其中西北荒金阙银盘明月珠事，陆倕《石阙铭》引用之。其中玉女投壶事，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引用之。流传既久，固不妨过而存之，以广异闻。又考《广韵》去声四十一漾收犭恙字，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皆所不载。注称兽似狮子，实本此经北方有兽焉，其状如狮子，名曰犭恙之文。则小学家已相援据，不但文人词藻，转相采摭已也。《隋志》列之史部地理类，《唐志》又列之子部神仙类。今核所言，多世外恍惚之事，既有异於舆图，亦无关於修炼，其分隶均属未安。今从《文献通考》列《小说类》中，庶得其实焉。

《神異經》一卷，舊題汉東方朔撰，晉張華注。由於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未列此書，因此學者多認為此書為後人偽托。但是唐孔穎達在疏《左傳》時，曾引“服虔按：《神異經》云……”，服虔是東汉人，可知《神異經》作者當在服虔之前。又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及東汉郭憲《汉武洞冥記》皆有引《神異經》的內容，更可證此書作者是汉人。很可能如《汉書·東方朔傳》所說的“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”，而形成此書。

本書受《山海經》的影響，分為《東荒經》、《東南荒經》、《南荒經》、《西南荒經》、《西荒經》、《西北荒經》、《北荒經》、《東北荒經》、《中荒經》，凡九篇。內容多奇聞異物，想像豐富，文筆簡潔流暢。

今存之《神異經》版本頗多，詳略亦差異很大。今以內容較為詳備的《汉魏叢書》本為底本，而校以他本進行標點。該本有明人朱謀\◆〈土韋〉校語，對張華注文混入正文等問題進行辨析，於閱讀本書很有幫助。

《东坡志林》，宋苏轼著。此书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，内容广泛，无所不谈。其文则长短不拘，或千言或数语，而以短小为多。皆信笔写来，挥洒自如，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。

此书宋时或称《东坡手泽》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一即着录《东坡手泽》三卷，并注云：“今俗本《大全集》中所谓《志林》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为“盖轼随手所记，本非着作，亦无书名。其后人裒而录之，命曰《手泽》；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，故题曰《志林》耳。”然黄庭坚《豫章集》卷二九《跋东坡叙英皇事帖》云：“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，……手泽袋盖二十余，皆平生作字，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，辄付诸郎入袋中，死而后可出示人者。”则《手泽》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。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，有《与郑靖老书》云：“《志林》竟未成，但草得《书传》十三卷。”是作者亦曾预有《志林》之名。此书传本颇多，卷数亦不一，有一卷、五卷、十二卷本。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《百川学海》本（《百川》本），明成化《东坡七集》本；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（赵本），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（张本），次年复辑入《学津讨原》本（《学津》本），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；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《稗海》本（商本）。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；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，虽收罗甚丰，然讹误亦不少；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，去取较为精审。

　　张光祖，元代人。《元使》无传，其他史籍中也没有记载。学问、操修、齐家、接物、出处、事君、政事、拾遗，所编即为"宋代名臣大儒嘉行之可法为法则者"，这些言行足可为当世鉴诫、遵循的。现在看来，书中一方面保存了他书少见的北宋政治的某些情节，可供历史研究参考。
　　本书所载为北宋人的言行，包括《学问门》、《道行门》、《交际门》、《出处门》、《民政门》、《兵政门》等8卷。

《长短经》是唐代学者赵蕤编写的一本纵横学著作。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，被尊奉为小《资治通鉴》。作者赵蕤也因此显名于世，时人称“赵蕤术数，李白文章”。毛泽东也说《资治通鉴》是权谋，是阳谋，《长短经》是阴谋，是诡谋。不管评价是褒是贬，《长短经》的确深入地剖析了君臣谋略的利害得失，不失为官场学扬名立万的顶级范本。

《长短经》全书集诸子百家学说，叙历代更迭史实，核心是“论王霸机权，正变长短之术”，作者揉合儒、道、兵、法诸家思想，汇集王霸谋略，形成这么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。原书涉及君臣德行、任人用长，钓情察势、霸略权变等内容，夹叙夹议，史论结合。对那些胸怀大志，追求卓越的现代人来讲，无论奉上御下、结盟御敌，还是公关游说，为人处世等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马缟，字里不详。唐末以明经及第，又举拔萃科。后梁时为太常修撰，累历尚书郎，参知礼院事，迁太常少卿。此书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，体例与崔豹《古今注》大致相同，二书部分内容重复。此书版本甚多，主要有《百川学海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说郛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、《古今逸史》诸本。　　马缟，少嗜学儒，以明经及第，登拔萃之科。仕梁，为太常修撰，累历尚书郎，参知礼院事，迁太常少卿。梁代诸王纳嫔，公主下嫁，皆于宫殿门庭行揖让之礼，缟以为非礼，上疏止之，物议以为然。案：以下有阙文。长兴四年，为户部侍郎。缟时年已八十，及为国子祭酒，八十余矣，形气不衰。于事多遗忘，言元稹不应进士，以父元鲁山名进故也，多如此类。又上疏：“古者无嫂叔服，文皇创意，以兄弟之亲，不宜无服，乃议服小功。今令文省服制条为兄弟之妻大功，不知何人议改，而置于令文。”诸博士驳云：“律令，国之大经。马缟知礼院时，不曾论定，今遽上疏驳令式，罪人也。”　　马缟，不知其世家，少举明经，又举宏词。事梁为太常少卿，以知礼见称于世。唐庄宗时，累迁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、权判太常卿。明宗入立，继唐太祖、庄宗而不立亲庙。缟言：“汉诸侯王入继统者，必别立亲庙，光武皇帝立四庙于南阳，请如汉故事，立庙以申孝享。”明宗下其议，礼部尚书萧顷等请如缟议。宰相郑珏等议引汉桓、灵为比，以谓灵帝尊其祖解渎亭侯淑为孝元皇，父苌为孝仁皇，请下有司定谥四代祖考为皇，置园陵如汉故事。事下太常，博士王丕议汉桓帝尊祖为孝穆皇帝，父为孝崇皇帝。缟以谓孝穆、孝崇有皇而无帝，惟吴孙皓尊其父和为文皇帝，不可以为法。右仆射李琪等议与缟同。明宗诏曰：“五帝不相袭礼，三王不相沿乐，惟皇与帝，异世殊称。爰自嬴秦，已兼厥号，朕居九五之位，为亿兆之尊，奈何总二名于眇躬，惜一字于先世。”乃命宰臣集百官于中书，各陈所见。李琪等请尊祖祢为皇帝，曾高为皇。宰相郑珏合群议奏曰：“礼非天降而本人情，可止可行，有损有益。今议者引古，以汉为据，汉之所制，夫复何依？开元时，尊皋陶为德明皇帝，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，皆立庙京师，此唐家故事也。臣请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诏旨，而立庙京师。”诏可其加帝，而立庙应州。

　　刘岳修《书仪》，其所增损，皆决于缟。缟又言：“缞麻丧纪，所以别亲疏，辨嫌疑。《礼》，叔嫂无服，推而远之也。唐太宗时，有司议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，今有司给假为大功九月，非是。”废帝下其议，太常博士段颙议“嫂服给假以大功者，令文也，令与礼异者非一，而丧服之不同者五。《礼》，姨舅皆服小功，令皆大功。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缌，令皆小功。礼、令之不可同如此。”右赞善大夫赵咸又议曰：“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《仪礼》五服，或以名加，或因尊制，推恩引义，各有所当。据《礼》为兄之子妻服大功，今为兄之子母服小功，是轻重失其伦也。以名则兄子之妻疏，因尊则嫂非卑，嫂服大功，其来已久。令，国之典，不可灭也。”司封郎中曹琛，请下其议，并以《礼》、令之违者定议。诏尚书省集百官议。左仆射刘昫等议曰：“令于丧服无正文，而嫂服给大功假，乃假宁附令，而敕无年月，请凡丧服皆以《开元礼》为定，下太常具五服制度，附于令。”令有五服，自缟始也。

　　缟明宗时尝坐覆狱不当，贬绥州司马。复为太子宾客，迁户部、兵部侍郎。卢文纪作相，以其迂儒鄙之，改国子祭酒。卒，年八十，赠兵部尚书。

作者：（宋）释惠洪等撰

　　《日知录》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顾炎武（1613—1682年），字宁人，号亭林，江苏昆山人，参加过抗清斗争，后游历北方，誓不与清廷合作，致力于著述，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家”。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“稽古有得，随时札记，久而类次成书”的著作。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，说“比乃刻《日知录》二本，虽未敢必其垂后，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，则确乎可信也”（《亭林佚文辑补·与人札》）。

　　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“采铜于山”。他说，当今的人写书，就像当今的人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，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。铸出的钱，既粗恶，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，岂不两失？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，在治学上严谨扎实，堪称楷模。这在《日知录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。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，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梁启超说：“论清学开山之祖，舍亭林没有第二人。”现在，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“采铜于山”的比喻，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　　《日知录》书名取之于《论语·子张篇》。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”。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，以示其笃学之志。在顾炎武生前，《日知录》只有八卷本行世，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，称为符山堂本。顾炎武去世后，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，稍事整理，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，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，三十二卷，是为遂初堂本。 　　《日知录》内容宏富，贯通古今。三十二卷本《日知录》有条目1019条（不包括黄侃《校记》增加的2条），长短不拘，最长者《苏淞二府田赋之重》有5000多字；最短者《召杀》仅有9字。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。潘耒把《日知录》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，即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分作十五类，即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名义、古事真妄、史法、注书、杂事、兵及外国事、天象术数、地理、杂考证。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。前者重视了《日知录》的经世意义，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，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，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，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，会大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，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，文辞的博辨，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。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，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，评价也与前者相左，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，认为“其说或迂而难行，或愎而过锐”。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，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，他说：“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。”撰写《日知录》，“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”。这说明，《日知录》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，内容大体分为三类：经术、治道、博闻，而核心则是“治道”。

　　《日知录》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。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，说：“目击世趋，方知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”。他认为“风俗衰”是乱之源，并列举大量事例，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，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：“论世而不考其风俗，无以明人主之功”。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“人心风俗”的具体措施，如重流品、崇厚抑浮、贵廉、提倡耿介和俭约等，还从经济上分析了“人心风俗”败坏的原因，认为要使风俗变好，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：“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，必在治民之产，使之甘其食，美其服，而后教化可行，风俗可善乎！”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、加强礼治，他还强调法制，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，说：“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而欲为吏者之勿贪，不可得也。”

　　顾炎武看到了“势”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，主张进行社会变革，提出要顺势而行，“物来而顺应”的变革思想。对于君主的地位，君主与臣下的关系，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。在《周室班爵禄》条中，他说，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并不是天生的尊贵，他们管理国家事物，与老百姓一样，也是靠劳动吃饭。“禄”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，取之于百姓的报酬。所以，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，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。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“称臣下为父母”、“人臣称人君”、“人臣称万岁”的例子，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，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，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。 　　自然，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，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。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；他提出的“寓封建于郡县之中”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。这些在《日知录》都有所反映。汲取精华、剔除糟粕，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。对待《日知录》，也应如此。

　　宋沈作喆撰。作喆字明远，号寓山，湖州人。绍兴五年进士，以左奉议郎为江西漕司幹官。据书中所叙，当和议初成之时，赐诸将田宅，作喆为岳飞作谢表忤秦桧，则似尝在飞幕中。又自称尝官维扬，亦不知为何官。惟《梅磵诗话》记其官江西时作哀扇工诗，忤漕帅魏道弼，捃深文劾之，坐夺三官。後从人使金，韩元吉赠之以诗，有但如王粲赋从军，莫为班姬咏团扇句，尽指此事。此书自序题甲午岁，以长历推之，为孝宗淳熙元年，乃放废以後所作。开卷一条，即以古诗讽谏为说，盖由此也。作喆与叶梦得相善，然梦得之学宗王安石，作喆之学则出於苏轼，非惟才辨纵横与轼相似，即菲薄王安石，牴牾伊川程子，以及谈养生，躭禅悦，亦一一皆轼之绪馀。又为丞相沈该之从子，该有《易小传》六卷，作喆沿其家传，是书亦颇言易理，然所言与该颇殊。其解帝乙归妹，以为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，故能正人伦，颇为好异。其解卦终於未济，以为即道家所谓神转不回，回则不转释家所谓不住无为，不断有为，亦竟以二氏诂经。然其论乾凿度太乙行九宫之法出於黄帝《素问》，则能抉谶纬之本根。论五行者经世之用，纪岁时，行气运，不可阙一，邵尧夫《皇极经世》用扬雄之四数，加以本无之一，而去其本有之二，为不合於古，亦能判术数之牵合。至於谓刘敞《解春秋》新作南门为亻替天子，其说本陆龟蒙《两观铭》。谓子路结缨在获麟之後二年，《公羊传》所记孔子之言为妄。谓苏轼《解论语》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，证以韩愈《圬者王承福传》，知古本原如是。谓扬雄之姓从扌不从木，杨修笺不应称修家子雲。谓《柳宗元集》柳州谢上表称于頔在襄阳相留，不知是时頔去襄阳巳二年；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，不知禹锡迁同州时宗元没巳十七年，断其出於伪讬，皆具有考据。而掊击王安石之尊扬雄在《朱子纲目》之前，尤为伟论。作喆所著别有一书，名《巳意》。第三卷论淮阴侯为治粟都尉一条，注曰其详见《已意》。又云司马氏、许氏二夫人事，予於《已意》既言之。盖二书本相辅，今《已意》不传，又有《寓林集》三十卷，亦久佚。惟《哀扇工歌》全篇见周煇《清波杂志》中，然词殊不工。此十卷中亦无一论诗之语，知吟咏非其所长矣。

作者：（元）李治撰；刘德权点校

敬齊古今黈作者李治，字仁卿，自号敬齊，真定欒城（今河北欒城）人。金正大七（一二三0）登词赋進上第，调高陵薄，辟知钧州事。因戰亂，流落忻崞间，曾居太原等地。雖流離颠沛，亦手不停披，口不绝诵，深造自得。元世祖至元二年（一二六五）召拜翰林学士。至元十六年（一二七九）卒於家，年八十八。所著除敬齊古今黈外，尚有敬齊文集四十卷，壁书藂削十二卷，泛说四十卷，测圆海镜十二卷，益古衍段三十卷。关于作者名字，歷来诸书多作“李治”，如元朝名臣事略、元史本傳、永欒大典、四库全书總、皕宋楼藏书志等。柯劭忞新元史谓李治本名治，后改今名。折中雨说，實不足掳。施国祁（号北研，乾隆道光间人）在禮耕堂丛说中指出，“仁卿生於大定庚子，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，已五十有一岁，授高陵主薄，辟推钧州。金亡，北渡让学者书，祕演算术，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，至老不衰。卽其中统召拜与翰林诸公书云云，其本意大可见，蓋在金则为收科之后劲，在元则占改曆之先幾。生则与王滹南、李荘靖同为一代遗民，没则与杨文献、趙闲亲並列四賢祠祀。鸣呼！其学术如是，其操履又如是，何后人不察，谬改其名，呼治为治，乃与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溷，吁！可悲已。今其言具在，其名亦正，倘能付诸剞劂，傳示当世，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见全璧，豈非大惠后学哉。”